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债务约束与企业创新投资

企业创新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受到管理层意愿的影响，因而需要对内部经营者的权力进行制衡。以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不同债务约束情境下高商业信用配置、高负债水平的调节效应，此外，还考察了产权性质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越高；高商业信用强化了该促进作用，而高负债水平弱化了该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在民企中更显著；国企能够更好地获得和运用商业信用，使其高商业信用对该关系的强化效应更显著；民企具有更强的债务约束，其高负债水平对该关系的弱化效应更明显。     

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创新了吗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一直存在争议。与以往从资源视角探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不同，基于信号理论视角，以2012—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剔除非研发补贴的噪音并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实证检验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微观政策效应，以及企业层面制度因素（产权性质）和区域层面制度因素（制度环境）对该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释放的积极信号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制度环境越好，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越强。研究理论丰富了科技创新政策有效性和信号理论相关研究。同时，研究发现，政府应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补贴额度，不断深化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外，企业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研发补贴信号的杠杆效应，拓宽外部创新资源获取渠道。     

金融支持国防知识产权成果转化问题及策略研究

国防知识产权成果转化应用是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落地见效的关键环节，引入现代金融体系能够有效促进国防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目前我国国防知识产权转化工作在组织管理体制、工作运行体系、法规政策制度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初显成效，但仍面临整体转化形势不容乐观、金融支持体系尚未成熟等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国防知识产权与发明人割裂导致一般金融产品难以通过审核，使融资渠道狭窄；其保密性进一步加大了与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国防知识产权专用性较强，相应抬高了融资成本。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提出3条改进措施，以实现对国防知识产权转化的金融支持，即①从顶层设计上优化解密脱密流程，明确发明人与知识产权的权属关系，细化财税优惠等支持措施；②加强政府财政税收政策支持，引导创新利用多元社会资本进入支持转化领域；③建立各主体参与的金融服务协调保障机制、监测评估体系，启动国防知识产权转化的金融支持试点工作，构建符合国情的国防知识产权转化金融支持体系。     

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的空间格局及结构体系研究

以我国各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研究对象，创新性地将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相结合，基于地理邻近视角，验证了区域知识产权保护的空间相关性、空间集聚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同时，突破地理近邻效应的局限，解析区域知识产权保护的空间关联特征。结果表明：我国各省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全局自相关性，相似地区间存在空间集聚效应，不同发展程度地区的空间关联性质不同；网络化后的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各节点间联系紧密、网络结构稳定，并且可以确定核心行动者和边缘行动者角色；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较发达地区与其它地区之间存在较多溢出关系。     

刑事涉财产执行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以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的当事人构造为视角

刑事涉财产执行程序因采取移送执行模式而被误认为不存在申请执行人，使得刑事涉财产执行程序及其衍生的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过分依赖执行法院的职权主义。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裁判、追缴或责令退赔违法所得并返还被害人判项、责令被免予刑事处罚的被告人赔偿被害人损失判项的执行程序中，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原则上应以被害人为申请执行人，并参照适用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制度。其他刑事涉财产执行程序应以检察机关为申请执行人。除非出现被执行人逃避执行或者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排除执行请求等特殊情形，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检察机关通常无须现实参加执行程序。     

Impact of an urban growth boundary across the entire house price spectrum: The two-stage quantile spatial regression approach

This study provides evidence for the impact of an urban growth boundary (UGB) on house prices. The study employs a two-stage quantile spatial regression method on a dataset that inventories sales transactions of single-family houses within two miles of either side of the eastern boundary of the primary UGB in King County, Washingt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ile the UGB decreases house prices across the entire house price spectrum, the impact is uneven; it is most pronounced for houses in the 5th to 8th decile of prices. These findings should encourage policy makers to adopt sub-housing-market-level policy approaches to address UGB and other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potential impacts on house prices.     

中国医疗保险体系中的自选择与医疗费用——基于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行为的研究

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已实现全覆盖,现阶段的主要问题在于医保基金能否实现可持续运行。在现行制度安排下,灵活就业群体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可能存在逆选择问题,随着就业形态日趋多样化,这将加剧基金运行的不平衡。本文基于2012-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利用中国特有的制度特征,在实证上将逆选择效应同道德风险相区分,验证了选择参加城镇职工医保的人群是医疗费用较高的人群。估计表明,自愿选择参加城镇职工医保的人群医疗支出明显高于强制参保群体,大约高78%;而选择参加城镇职工医保的人群医疗支出比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医保高约45%。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医保提升了他们的福利,但如何规避潜在的基金运行风险,是医保制度设计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高速铁路安全文化理论体系研究

高速铁路安全文化建设是实现高速铁路系统安全的必由之路。为了进一步明确安全文化在高速铁路运营安全保障中的作用,厘清高速铁路安全文化建设的思路与途径,在深入剖析安全文化建设的必要性的基础上,研究安全文化建设的发展阶段,明确每个阶段的划分依据与特点,探讨高速铁路安全文化体系与技术体系、管理体系的关系,对高速铁路安全文化建设要点进行探究,并从高速铁路安全文化基础理论、高速铁路安全文化专业理论、高速铁路安全文化应用理论3个层面对高速铁路安全文化理论体系进行分析,为高速铁路安全文化建设和水平测度提供理论基础。     

构建适应中国特色应急管理需求的财政治理体系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应急管理工作高度重视,积极改革应急管理机构设置,加快构建“全灾种、全方位、全过程”的国家综合应急管理体制。同时,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治理现代化是应急管理体制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之一。目前我国应急管理的理论研究较少嵌入财政治理机制的影响。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应急管理的相关治理理论,结合我国应急管理体制改革的现实需求,分析了当前我国应急管理中财政治理的现状,构建了我国应急管理中财政治理的政策体系模型,并提出了相应财税政策建议。     

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耦合系统脆弱性及政府干预

从理论上论述了政府干预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耦合系统脆弱性的必要性、途径及作用机制。基于以耦合系统内部结构为表征的实体子系统脆弱性和以公共创新环境、耦合系统综合效益为测评工具的虚像子系统脆弱性3个维度构建耦合系统脆弱性指数，分别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及动态面板两阶段系统GMM回归，实证检验了我国政府干预对耦合系统脆弱性的实质影响。研究表明：在各类干预举措中，政府采购政策与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效应明显，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效应潜力巨大；财政政策领域明显存在过度干预现象，其它政策效应或不显著或有违初衷，亟待调整与完善。